来源：原载于《百年潮》[2000年1—2期发表]
作者：贾兰勋（刘少奇卫士）
谁罢免了我的国家主席职务？
除几次大的批斗会以外，各种小型的斗争会更是家常便饭，屡见不鲜。“八·五批斗”以后，有一次我记得也是中南海的造反派大约四五个人，闯到少奇同志的办公室来造反。那时办公室里也没有什么机密可言了。传单不允许给他看，《参考消息》也不给了，他唯独能知道的信息就是《人民日报》和《北京晚报》，再就是一个半导体收音机。
少奇同志的办公室里有一个小书架，书架上有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一看造反派又来批斗，少奇同志就举起《宪法》，高声抗议：
“《宪法》是我作的报告，我现在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到法庭审判我，要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撤职！是谁罢免了我的国家主席职务？我个人无所谓，我们国家的尊严不可践踏！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
面对造反派肆无忌惮的说批就批，说斗就斗，少奇同志早已义愤填膺。他要用《宪法》来捍卫作为国家主席的尊严，曾多次向造反派发出这样的呐喊，做这种正义的抗争！可是有谁听啊！
中南海有一个保健组，专门给常委们打针吃药。一次少奇同志病了，我们马上给中南海保健组打电话。而这些人来了以后，不是赶紧看病诊断，而是先背毛主席语录，什么要斗私批修，什么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等等。特别是一位姓张的大夫，一是难请，再有来了以后就是批斗，背语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诸如此类。斗了以后，才给听听心脏，量量体温，最后也只是给些一般的药，应付应付了事。等少奇同志后来得了大病（综合性肺炎），发高烧四十多度了，这才下决心抢救。
被监禁的日日夜夜
从“八·五批斗”与光美同志再次隔离开以后，少奇同志的生活就全仗他自己了。以前在一块儿的时候，光美同志从各方面照顾他。工作上的配合默契自不必说，生活上特别是精神上的关怀与安慰是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而这种强行的分离对晚年的少奇同志是个沉重的打击。从此以后，他的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不到几个月的时间就完全垮了下来。
林彪、江青一伙不仅从精神上残酷地折磨少奇同志，从生活上也是百般摧残。早在1967年6月的一个夜晚，为少奇同志当了16年的厨师郝苗同志被抓走了。郝苗同志从1951年以来一直是少奇同志的得力厨师，他对少奇同志的生活习惯、饮食口味了如指掌。少奇同志的晚年身体强壮起来与郝苗同志有着直接的关系。逮捕郝苗以后，只剩一个白案炊事员冯师傅，当时看他做菜也不行，随后也因某种原因调走了。最后只剩李太和、于云德、李智敏和我四个人，其他人全都走了。之所以把我们留到这里，就是要照顾他的生活。因为熟悉一个人特别是中央首长的生活习惯，是不容易的。
邓家不一样，小平同志和卓琳同志始终没有分开，卫士撤了也没事，生活上还有人照顾。刘家就不行了，他们已把光美同志逮起来了，不久送进了秦城监狱。我们三个卫士留下后就轮流值班。每天搞搞卫生，给烧点开水，拿拿烟。
没厨师做饭了，怎么办？请示汪东兴，答复是叫我们工作人员吃饭的时候从大食堂给他往回打。饭菜常常买回来就凉了，只好再热热给少奇同志吃。他一个牙都没有了，满口假牙，能吃下去吗？！
为了照顾他的胃口，我们尽量地买软菜，如丸子、豆腐之类的。开始是给他买好菜，两角钱以上的菜，最好的也不过三角钱而已。时间长了，人们知道我们是给少奇同志买的饭菜，尤其是中南海造反派的头头就训斥我们：给他吃点儿就行了，为什么还给他吃好菜？！也有的指着我们的脊梁骨骂我们是“保皇派”“黑司令的走狗”！
由于饮食质量大幅度的下降，再加上精神上的长期折磨以及来自报纸、广播等各方面的刺激，少奇同志郁愤成疾，他的身体逐渐垮下来了。
1968年3月以后少奇同志吃饭、走路都很困难了。后来吃饭由卧室到餐厅，也就20几米远，要走半小时到40分钟，一条腿已经是拖拉着抬不起来了。就是这样，仍然是全副武装的哨兵，背着卡宾枪，像看犯人一样跟着，走一步跟一步，寸步不离。我们卫士也只能后面跟着，不许搀扶。
少奇同志吃饭时，手和嘴也配合不到一起了：有时嘴张开了，饭菜到不了口，饭菜到了嘴边，嘴又闭上了，手拿起筷子来颤抖得很。就是这样，哨兵仍然盯得死死的。本来我们话就不多，这时就一句话也不敢说了。扶扶他、搀搀他都不行。不是不行，是不让，说你划不清界限。
这时候，看着少奇同志蹒跚的脚步，和因身体日渐衰弱而有些佝偻的身躯，我的心里涌上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这还是我心目中整日里为国事操劳、无限敬仰的刘主席吗？这还是一贯生活俭朴、常常朴素得像自己的父辈的那位长者吗？他曾是主席非常信赖的战友、同志、接班人，为什么一夜之间好像一切都翻了个个？我真的有些想不明白，百思不得其解。这些问题、这种痛苦的感受很长时间里困扰着我，冲击着我，使我夜不安枕，惆怅万分。
但不管怎样，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尽可能地从生活上照料他，帮助他。不久我们就不叫少奇同志去餐厅吃饭了，在光美同志办公室放了一个小桌，后来干脆又把桌子搬到卧室。他吃一顿饭要很长时间，而且弄得满桌子、满身上是菜。
我们将这些情况书面报告警卫局。后来答复：可以叫干部队的人给他做饭。干部队开始派了一个分队长张炳尔（过去做过饭，当过炊事班长）给少奇同志做饭。做了一段时间就不叫他做了，又换了个也当过炊事员的战士，也做了不长时间。少奇同志的饮食实在是太差劲了，每餐吃不了多少东西。
有一次在卧室吃完饭，我们去收拾碗筷，发现少奇同志的裤子湿了一大片，后来又多次发现此事，我们知道他的小便失去了控制能力。多次发现他的病情后给中南海门诊部打电话叫大夫来，每次都不那么痛快，有时要打几次电话才来，来了之后首先是向少奇同志训斥一番，而后给点药应付一下了事。
1968年6月初的一次，少奇同志对护士小马说：“你们给我看病是假的，我的病你们越看越重。”少奇同志曾得过肺结核病，有严重的糖尿病，这时就连治糖尿病最基本的药D860也不给吃了。
我们再次将少奇同志的病情及生活情况写成文字上报。答复是：生活上不下降，以前吃什么现在还吃什么。中南海的供应站早在1967年12月就造反不供应他了，经过请示叫我们从市场上买东西，市场上有什么就给他吃什么。于是我们一方面从市场上买些蔬菜、水果，另一方面把过去剩下的燕窝、海参、发菜等统统拿出来给他吃。可是当时战士做饭，见都没见过这些东西，哪里会做呢？供应站既不供东西，后来又没了厨师做饭，生活上不下降不是一句空话吗？
这时候少奇同志大小便都失禁了。原来中南海有洗衣房，洗衣房工人也造反不给刘少奇洗衣服。怎么办呢？我们几个商量后决定拿到外边洗衣店去洗，因为他还有工资。以后不管拉的尿的，大件的衣服、被褥都拿单子一包，送到西安门的洗衣店去洗。小件的如短裤、汗衫等仍由我们来洗。
尽管是这样，我们还是该洗澡时帮着给他洗澡，但到了后期他身子动不了了。那时刘秘书还没走，一次值班时，我心情沉痛地跟他说，首长已经骨瘦如柴了，体力是一天不如一天，真是让人不忍心看。想想少奇同志为党辛辛苦苦、兢兢业业干了一辈子革命，最后竟落到这种地步，后事都不敢想象。谁能预料到将来会怎么样？我俩小声地在值班室谈了很长时间，既为少奇同志的不幸感到忧虑，也对自己的前途感到悲观，但又不敢怎样，因为哨兵就在门口外边。那时候可以说形势已经相当严峻了。
生重病
经过长期精神上的折磨和身体上的摧残，终于在1968年6月下旬，少奇同志患了急性肺炎，发高烧。我们一方面书面告急，另一方面找警卫局领导。开始并没有引起医务人员的重视，治疗也只是一般地给些药物应付一下。
几天后他的高烧不退，在病危的关键时刻，由杨德中同志（警卫团政委）亲自组织中西医专家进行抢救。当时干部大队李广仁队长协助杨德中同志做具体工作。我记得参加抢救少奇同志的有解放军总医院、北京医院以及空军总医院的专家，除了解放军总医院的两个护士进行护理外，杨德中同志还特意从玉泉山把曾经护理过胡志明同志的卫生员调来参加护理。专家们曾提出将病人撤离监护环境住院治疗的建议，但没有得到批准。高烧曾反复过几次，在少奇同志病情尚未得到控制的情况下，参加会诊治疗的专家被陆续叫回原单位。由于有限度的治疗，少奇同志的病情并未得到真正的好转。这次得病后少奇同志基本上就瘫痪不能走了，一直卧床到死。
这次组织会诊抢救，报告了主席，主席有了批示：政治上划清界限，生活标准不降低。
解放军总医院的两名护士只待了两个月，8月初，由于某种原因调回总院，来接替她俩的是北京医院的曹兵、纪秀云同志。这两个同志对待少奇同志的态度比总院的要好，工作也比较安心。两个人一直护理到开完九大，1969年10月林彪“第一号令”之后，把少奇同志转移到开封，她们才撤出来。这俩人不仅护理水平高，而且处理问题果断，小的地方该用什么药，不经过医生就及时用上了。我们在旁边看着，定时给翻身，做按摩，舒筋活血，用酒精消毒，所以少奇同志在北京期间没有得褥疮，护理得很好。
一个多月后，少奇同志的嘴张不开了，因此流食也就不能从口而入了。只好从鼻孔插橡皮导管，用注射器将混合奶（牛奶、高蛋白、麦乳精、可可等混合而成）注入体内，直到少奇同志逝世，都是用这种方法维持生命。
1968年10月，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批准了由江青、康生等人一手操纵、凭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的决议。我和其他工作人员一样，思想压力更大了，来自外界的讽刺、歧视更多了。警卫局某些领导对我们也另眼相待，不少政治生活中应该享受的待遇也被剥夺了。
从卧床不起之后，少奇同志再没讲过一句话。我在这中间病了一段时间，住了一段医院。从医院回来以后，我就又参加值班，突然有一天，哨兵跟我说：“小贾，刘少奇找你呢。”我以为是在开玩笑。“真的找你，点名找小贾，你去吧。”我就进去了。哨兵就在门口，他得记录哇。少奇同志在床上躺着，已不能动了，我走到他床前问他：“有事吗？”他没有反应，只是瞪大了眼睛，我大声地又问了声：“有事吗？”少奇同志微笑了一下，在床上躺着摇了摇头，没有说什么。我说：“有事你就说，该怎么办还怎么办。”他又笑了笑，什么话也没讲。
看着躺在病床上的少奇同志，久经折磨，身体已经非常瘦弱，原来左耳下的小瘤子也显得很凸出了。此时少奇同志难得的微笑却让人感觉是那样的辛酸和悲凉。这一情景，多年以后回想起来，印象仍特别深刻。这也是唯一的一次，自从和光美同志分离之后，他没有找过任何人。就这样一个事情哨兵也做了记录。
由于受病的折磨，少奇同志常常紧攥着拳头，或者是伸开手指乱抓、乱撕，一旦抓住东西就死死不放。由于实在不忍心看他这种痛苦的样子，我们就把两个硬塑料瓶子拿给他，让他捏在手里。到后来，这两个塑料瓶完全变了形，被攥成了两个小葫芦！到了后期，少奇同志不再讲话，即使在遭受病痛折磨时，也是默默忍受。他是用沉默来表达自己心底的抗争。
后来我想，这次找我来，也许就是想看看这个时候还有没有自己身边的人。要知道，身心俱疲的少奇同志已见不到一个亲人：自己的妻子身在何方？钟爱的儿女又在哪里？都不知道，也无从知道。承受这种孤独与凄凉，又需要怎样的毅力呢？
转移开封
1969年10月17日晚上，汪东兴来了，把我们几个人召集到一块儿，在西会议室给我们传达：“中央有个决定，把刘少奇转移到外地去休息（后来才知道所谓“休息”是根据林彪的一号通令，把一些重要的审查对象分别转移到外地），到开封。”并说要告诉刘少奇。
李太和到卧室就对少奇同志说了，但怕他领会不了，小于就用棉签蘸上墨水，在一张长条纸上写上：“中央决定把你转到外地去休息。”写好后拿到少奇同志眼前，少奇同志扭头不看。
之后开始分工，卫士组叫李太和一个人去，另外有高生堂（汪东兴的秘书）和当时护理少奇同志的两位护士去，乘第二天晚上的飞机。叫我在家移交东西，于云德和李智敏去五七干校。
10月17日晚上，他们用担架把少奇同志抬到一辆救护车上，匆忙间，只给少奇同志穿了件上衣，连裤子、鞋袜都没穿，就裹了床被子。然后送到北京昌平机场，送上飞机。当晚，飞机从昌平机场起飞，夜航到了开封。
这时我开始在家里搞移交，哪怕是一本书，一件衣服，都要一一登记造册，同时有中央警卫局办公室的两个同志协助。穿梭在自己曾经那样熟悉的环境中，如今已是物是人非。抚摸着书架上蒙尘的书籍，我的思绪万千。翻开上面醒目摆放的《毛泽东选集》，随处可见有少奇同志阅读时圈圈点点的笔迹，而少奇同志多次高举的表示向造反派抗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仍静静地躺在那里。少奇同志的办公桌前，只见宽大的桌面上散落着几张破旧的报纸，几支已经多时不用的铅笔孤零零地立在笔筒里，而从前在少奇同志超负荷工作时，它们可是须臾不可缺少的伙伴。
整理少奇同志的衣物，更是让我心潮难平。出国时才定做的不多的几件衣服和皮鞋（这还是在我们的努力争取下才同意的）依然簇新。而拿起那件灰色泛白的半袖的确良衬衣，我的心蓦地在抽紧：7月18日和8月5日的两次批斗，少奇同志都是穿着它。这上面浸透着少奇同志的汗水，也蕴含着少奇同志心底的血泪。
从书房，到办公室，再到卧室，我依次地、仔细地翻检，登记。多少次，作为工作职责，我们曾清理、打扫这些地方，那时都是一种轻快的心情。而今天，当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细致、更全面地接近少奇同志工作、生活过的每一处地方时，我的心里都有种说不出来的沉重甚至是煎熬。
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工作，终于整理完毕。我签过字，中央警卫局办公室的人也签了字，算是移交清楚。环视一遍已变得空旷、寂寥的福禄居，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算是做最后的道别。然后慢慢地关上两扇大门，上好锁，把钥匙交给了干部大队看管起来。
他们通知我（那时不叫通知，是勒令）24小时离开中南海。我说不用24小时，两个小时我就走。我的行李也很简单，一个小破木箱子（现在还留着呢），一个铺盖卷儿。在凛冽的寒风中，我背起行囊上路了。从这一刻起，我离开了工作、生活了近十年的中南海，离开了留下自己欢欣与痛楚的福禄居。
中央警卫局在西安门有一个招待所，我被指令到那里等待处理，这是1969年的12月份。一天，我见到了准备去上五七干校的李太和。一见面，太和对我说：“我们的任务完成了。”一听到这话，我的脑子里突然一片茫然，好像空气一下子都冷凝起来，半天才缓过神来。我明白，少奇同志已经走了。
太和接着告诉我，当时火化时写的申请人是刘源，与死者的关系是父子。死者姓名写的刘卫黄，职业是无业。我忙问：“骨灰怎么办了？”“就放在开封火葬场。”我说：“这事你可记清楚了，因为你是经手的。”他说还有专案组的人。太和还告诉我，少奇同志当时死的时候，谁也不知道。因为没有鞋，太和就给他买了一双，他身上穿的还是布做的制服。
从1969年10月17日晚从北京转移到开封，到11月12日6时45分，仅仅26天，少奇同志带着病痛、带着悲愤离开了人世，就在开封市革命委员会机关一号楼形同监狱的小天井院里。临终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哪怕是自己熟悉的人。新中国的开国元勋、国家主席在告别人世时竟变成了“无业”！而在少奇同志含冤辞世的多年里，家人根本不知道他的任何消息。而中国广大的老百姓，更是对少奇之死毫无所知。这是怎样的人间惨剧啊！
1970年1月26日，我被发配到保定胶片厂，离开了仍处在狂热、混乱中的首都北京。
在少奇同志离开我们30周年的日子里，打开记忆的闸门，缅怀他的不平凡的人生，带给我们的是不尽的思念。重述这些饱含血泪的往事，也带给我们对那段黑暗历史的深深反思。但愿少奇同志和许许多多的普通百姓付出的生命代价，能使今后不再有这种悲剧的历史重演。在20世纪即将过去的时候，站在新世纪的门口，我们不能也不应忘记一位共和国的领袖，他曾经历的悲欢荣辱及所承载的历史重负。而我们告慰少奇同志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加民主富强、人民生活更加幸福安康。我想，这也是少奇同志一生都在为之奋斗的事业和理想。
少奇同志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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